虽然一直在做茶学研究，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爬格子的人，恬不知耻的自称作家，其实也没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或许是对文学有着某种自然而然的情感，看到茶文学在博物馆中得以呈现，才会发自内心的感慨。

整个博物馆内容太多，从“宜红”起源到万里茶道的展示，从容美土司南府的沙盘到茶文化场景的塑造，从曾经茶行的遗存到油茶汤等民俗展演的图集，从各种茶器到制茶工具的陈列，还有《申报》等茶文献资源的复制与研究成果的展览，内容非常丰富也较为全面，不仅能够让人窥视到当年鹤峰茶文化之盛，更能较为系统的了解到“宜红”的源起与发展脉络。

因为信息量庞大，也就不详细介绍。百闻不如一见，还是建议喜欢茶的朋友们都亲临现场去看看，一方面可以了解向老等人对此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这些馆藏中感受到不一样的鹤峰茶文化，更多的了解“宜红”的历史。而在此文中，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宜红”的源起和时间节点。

当下对于“宜红”的源起，有着三个方面的争议，也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宜昌说、石门说和鹤峰说。就前几年茶学界的“宜红”起源研究，目前大多学者还是倾向于鹤峰说。

这一支工夫红茶的起源，当然应该在鹤峰，这并不是情感问题，而是尊重历史。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宜红”的源起是以定名为准，还是以公共品类成立为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宜红”产生的历史背景究竟是怎样，怎么才算是“宜红”的产区形成。

寻找到问题的目的是便于论述，我们首先根据“宜红”的创始人物来讨论。首先争议较大的是均大福，据1992年版《湖北省志·贸易》载：“1824年（清道光四年），广州茶商钧大富、林志诚、泰和合先后带领制茶技工，来渔洋关传授红茶采制技术，设庄收购红茶（俗称工夫茶），行销英国、俄国”。而1994年版的《五峰县志》载：“道光四年（1824），广州钧大福、林子成等茶庄商人先后带江西技工，来渔洋关传授采制红茶技术”。

这一说被曹绪勇等人否认，理由也很简单，认为“此时因1610—1732年间诞生的小种红茶，仅限生产于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武夷山茶区。我国1958年才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开始生产红碎茶，《湖北省志》《五峰县志》（以下简称两志）所记载的红茶应均指工夫红茶，而1824年工夫红茶还未产生，自然也没有江西的‘宁红’，又哪来生产红茶的‘江西技工’呢？所以，1824年鄂西武陵山茶区就有宜红茶生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曹绪勇等人的这个说法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用红碎茶的生产时间去证伪“宁红”的时间，另外用“宁红”的命名来确定九江修水等地的红茶贸易。因为红茶的起源地和贸易的开始并不能用当下的地域品牌和公共品类去反证，否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曹绪勇等人的说法成立，那么就会将“宜红”的源起论述带入另一个误区，因为“宜红”作为公共品类的社会认定是在1933年前后才实现，此时的产区涉及到鄂西19个区域加上湖南等地，我们又如何去用这一说法去谈“宜红”源起呢？这无疑是支持宜昌说的另一种形式。而用公共品类来论证“宜红”的起源，那么就得面对卢次伦或者说泰和合茶庄首先使用“宜红”这一命名的事实，无疑又成为了石门说的支持者。

而对茶叶分类是1979年的事情，由安徽农大的陈椽教授提出，所以我们不能用当代茶叶分类学的观点去印证历史上红茶的源起问题。地理标志产品或是地域公共品类的概念形成在国内更晚，地理标志产品是2007年2月1日才由国家商标总局对外公布，也不能就地理标志产品和地域公共品牌的概念来反证茶叶的源起和形成时间，否则很难说明问题，更容易让人误会。

就比如我们常常谈到的蕲春松萝茶，在唐宋就很有名，其实它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茶叶，而是一种药草，就如来凤藤茶一样。但后来这个名字被引用到安徽休宁，不仅成为了真正山茶科的茶，休宁松萝茶还成为了历史名茶，也是当下休宁的地理标志产品，你能说它就是起源于休宁，还是起源于蕲春？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到红茶的起源时间、制作技艺等问题，可能数万字都未必能够说清楚，不过在以前我有专文讨论过，一篇是《红茶到底起源于何时？》，一篇是《九江问茶》里的《千年江茶说宁红》。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写的都是对的，只能作为参考，同时也是对一个话题的探讨，不作定论。

所以就这个问题来看，我认为五峰的资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虽然他们的研究人员努力的想把当年的人物和制作地往宜昌拉，但恰好从逻辑上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早在“宜红”被命名以前，鹤峰就有红茶生产，而这才是“宜红”的起源。说这样的话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在鸦片战争前，当时的广东、江西商帮肯定已经从湖南先入境鹤峰，而宜昌口岸的开通，是因“马嘉理事件”，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后，也就是在1876年才开放宜昌口岸通商。所以“宜红”北上，通过宜都口岸上船到汉口是1876年后的事，而早先红茶的生产与贸易，应该是通过溇水到澧水，在洞庭湖转大船而到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