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自武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遗传学家朱英国教授，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杂交水稻奠基者。由武大人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朱英国》讲述了他的感人故事——1959年，放过牛、种过田、挨过饿的朱英国，从大别山来到珞珈山。他高考志愿连填三个“武汉大学生物系”，把“当个农业科学家，让天下人不挨饿”当成最大的梦想。

杂交品种的选育极为繁复，加上水稻是喜温作物，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在湖北一年只能搞一季。为加快研究、培育进度，朱英国和同事们挑着担子，坐绿皮火车跑广西，坐轮渡跑海南。这一跑就是40多年，他曾26年没在家过年。

谈起杂交水稻，无人不知袁隆平。但很多人不知道，国际育种界公认的细胞质雄性不育有三大类型：袁隆平的“野败型”、朱英国的“红莲型”和日本的“包台型”。如今，红莲型杂交水稻已在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功注册推广，国内外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5亿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过90亿元。

老武大群英荟萃，汇入新武大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同样人才济济，不乏业界翘楚。这里仅介绍一位来自武测的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王之卓院士。

王之卓早年曾留学英、德专攻测绘。1949年5月，他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后受命到武汉创办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他撰写的《摄影测量原理》一书长达60万字，1978年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我国摄影测量教学、科研、生产的重要参考文献。他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批学术带头人，如院士李德仁、刘先林、张祖勋、龚健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之卓就提出要发展我国的数字摄影测量事业。他说：“全数字化自动测图，将是测量界一次方向性的变革，全世界都将走这条变革之路。”业界评价他一生豁达大度、清气若兰，宁静淡泊、勤勉认真，是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的奠基人。

“北冥深广、鲲翼垂天、云抟九万、水击三千。”站在81、82届毕业生赠送母校的鲲鹏雕像下，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长涂上飙研究员悠悠道来“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校训背后的武大精神。

自强不息：学校自创办以来，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办学。张之洞认为，经国首当自强，自强之道应该以教育为先；王世杰则认为，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王星拱认为，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不能停办，念书也是抗战；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学校持续推行一系列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成效显著。

爱国进步：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学校成为武汉“五四运动”的中心；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均在武大前身之一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习或工作过；1938年，学校成为团结抗日的重要基地，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李宗仁等齐集珞珈山联合抗日；1947年，武大师生“反内战、争温饱”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新时代的珞珈山，更是将爱国进步的精神发扬光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身处疫情防控主战场的武大师生、各附属医院挺在第一线，全力收治患者，受命接管雷神山等多家医院，投入病床1.33万张，1万余名医护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演绎了一堂惊心动魄的“大思政课”。

求真笃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3年之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77年全国科教工作会议上，查全性教授首先倡导恢复高考；为了突破思想的禁锢，陶德麟教授参与了真理标准的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在国内率先启动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举措，被誉为“高教领域的深圳”；当艾滋病存在社会蔓延危险的时候，桂希恩教授如实向社会公布艾滋病的现状，并提出防治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