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科教大省到人才强省，湖北有哪些优势，哪些方面还需努力？

张祚：的确，湖北省具有先天的科教优势。作为中部地区科教资源最为密集、创新要素最为完备的省份，湖北在连接东部沿海创新高地与中西部腹地的知识流动、技术扩散中，居于枢纽地位。

从现实基础看，湖北集聚中央所属科研机构、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两院”院士超过90人，高层次人才总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还拥有国家实验室、湖北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既是湖北的底气，也让湖北面向未来更加硬气。湖北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转化各环节所具备的系统性支撑能力，为湖北由科教大省迈向人才强省提供坚实且难以复制的基础条件。

从“科教大省”迈向“人才强省”，关键不在于资源是否充足，而在于制度机制是否顺畅、要素配置是否高效、成果转化是否充分、人才是否会扎根生长。

在前沿探索层面，有必要为“非共识”科研方向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少数高风险、长周期研究能够摆脱短期绩效约束，为原创性突破保留必要弹性。

在技术赋能层面，应将“人工智能+科研”“人工智能+产业”作为重塑创新方式的重要抓手，推动人机协同从效率工具，走向知识生产与工程创造层面的深度嵌入。

在空间组织层面，需要通过科研平台、产业载体与人才社区的协同布局，缩短“人才—科研—转化—应用”的空间链路，提高创新要素配置的整体效率。

在人才使用层面，要推动用人机制授权松绑，构建多元协同的人才治理模式，坚决破除“唯帽子”“唯称号”的路径依赖，转向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动态使用与灵活管理。

“三重机制”

推动人才培养良性互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相辅相成，在您看来，湖北在建成支点的征程中，二者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张祚：从创新范式的生成机制看，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共同构成同一国家创新体系内部的“高度耦合的共同体”。其中，科技自主创新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方向、问题域与技术边界，人才自主培养则决定了这一创新体系是否具备持续演化所需的人力资本结构和能力分布。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供需关系”，而是一种以教育为链接、以高等教育为关键枢纽的双向交互的共生过程，体现为“互为前提、互为动力、互为检验”三个不同层级上的系统性关系。

互为前提，关键不在于简单叠加科技平台与高校资源，而在于依托东湖科学城、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湖北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载体，并以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持续“问题牵引”为抓手，推动实验室、企业一线与课堂教学由“相互关联”走向“结构嵌合”。在这一进程中，科技将逐步转化为人才培养不可回避的现实前提，而人才也将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稳定可依赖的内生条件。唯有当这种结构性前提被真正建构起来，良性互动才具备长期成立的制度基础。

互为动力，是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必须转化为一种内生演化机制，而不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推着走”。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状态，应当是科技的浪潮不断将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的问题和挑战推入眼前，倒逼人才在应对过程中能力结构持续升级，而人才能力的升级，又反过来推动科技进入更高阶的问题区间。无论是面向“51020”现代产业集群的技术攻关布局，还是以“71020”高校创新体系为牵引的学科结构重塑，其更深层的潜在价值，并不只在于形成若干标志性成果，而在于能否把“学科跃升”与“产业跃迁”嵌入同一动力结构之中。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问题持续来自真实复杂场景，科研任务的组织能够不断抬升不确定性强度，人才培养不再停留在低风险、可预测的“舒适区”，那么科技就会在“逼近前沿”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问题，人才也会在“逼近极限”的过程中不断重塑能力结构，持续保持“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