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推广领域的贪腐则更具隐蔽性。一位离职的互联网大厂区域经理透露，虚构促销活动、伪造推广数据套取经费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场宣称投入百万的线下地推活动，实际执行费用可能只有30%，剩下的资金通过虚构发票、虚报人头等方式流入个人腰包。”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操作，往往在业绩增长的掩盖下长期存在。

数据资源的权力寻租更令人心惊。某电商平台前运营总监曾利用流量分配权，向商家明码标价“排名提升服务”：每月支付数十万元，即可获得搜索推荐位的优先展示。这种披着“商务合作”外衣的行为，实则已触犯法律红线。

民企反腐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互联网行业多为民营企业，其反腐机制的脆弱性，正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的温床。有关调查发现，民企反腐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

其一，监督机制的“先天不足”。与国企“纪检监察+审计”的双重监督不同，民企往往依赖内部审计或合规部门，但这类部门常被置于业务部门之下，独立性大打折扣。某互联网大厂监察总监直言：“当CEO要求‘业绩为先’时，合规审查往往沦为走流程。”

其二，法律维权的“成本之痛”。面对职务侵占罪，企业追赃往往需耗费百万级成本——中小民企甚至因此选择“内部消化”。一位律师指出，某电商平台曾发现区域经理贪腐数百万元，但最终因维权成本过高，仅将其开除，“连报案都未进行”。

其三，利益网络的“顽固性”。高管与供应商、服务商形成的利益同盟，往往根深蒂固。即便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灰色玩家仍能通过“换壳重生”继续游走。某资深反腐人士透露，某被拉黑的供应商仅更换法人，便重新参与竞标，“甚至拿到了更高额的项目”。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反腐行动常陷入“猫鼠游戏”。尽管阿里设立廉政合规部、腾讯开发AI反舞弊系统，但执行层面的漏洞依然存在。业内人士表示，有效反腐需三重保障：财务审计的“数据锁”、轮岗制度的“权力锁”、举报通道的“监督锁”。但目前很多企业仍存在审计滞后、轮岗流于形式、举报机制不畅等问题。更严峻的是，供应商与高管形成的利益网络难以根除——某互联网公司监察总监坦言：“供应商黑名单共享虽在推进，但‘换壳重生’的灰色操作仍难杜绝。”

民企反腐：从“个案震慑”走向“制度性治理”

多位法律专家与业内人士指出，高薪高管贪腐的本质，是权力失控与制度缺位的共同产物。互联网行业的高速迭代催生“唯结果论”文化，当业绩考核成为唯一标准时，高管极易产生“赌徒心态”——用短期利益交换长期风险。

针对民企职务犯罪高发的现状，专家建议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完善立法与司法保障，推动《刑法》对民企职务犯罪量刑标准的细化，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二是鼓励行业协会建立“黑名单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遏制“带病供应商”流动；三是强化企业合规文化，将反腐纳入高管考核体系，避免“唯业绩论”滋生腐败温床。

对于韩鎏个人而言，其坠落轨迹更具警示意义。天津大学校友会的一位负责人叹息：“他曾是学弟学妹们的榜样，但权力膨胀后，连母校的讲座邀请都拒绝了。”从职场标杆到阶下囚，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失守，更是行业制度漏洞吞噬个体的真实写照。

当前，外卖行业竞争白热化，饿了么此次主动报案，折射出企业从“内部消化”转向“公开治理”的策略转变。但行业反腐不能仅靠个案震慑，更深层的变革仍需推进：如何打破企业间的监督壁垒？如何让供应商“黑名单”真正生效？如何让法律威慑穿透“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着民企反腐能否从“个案震慑”走向“制度性治理”。

※本文所引用素材来自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数据、公开法律文书及财新网、中国企业家、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东方财经等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来源：财熵凌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