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大学堂到南开体系：严修教育思想探究
张媛媛
摘要：本研究聚焦严修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考察其从吸纳李端棻京师大学堂学制构想至构建南开教育体系的历程。严修经由“京师理念吸纳—贵州本土试验—天津体系升华”的三阶段路径，推动了近代教育理念从中心向地方的转化，亦为当代贵州与北大合作提供了“端棻文化”的历史纽带。
关键词：严修 李端棻 课程改革 教育思想
引言
在晚清教育变革的历程中，李端棻与严修两位先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端棻1896年呈递《请推广学校折》，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并构建“三级学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纲领性设计。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李端棻的顶层制度贡献，对其思想的地方实践转化关注不足；更少论及严修如何吸收李端棻思想，通过贵州试验升华为南开体系，形成“京师—贵州—天津”的教育思想迁移链。严修作为李端棻保荐的维新人才，其教育实践具有承启意义。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后，他率先将李端棻的学制理念引入西南边陲：改造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增设算学、英文等实科课程，并在科举中加试算学，这一“黔中转化”实为京师蓝图的首场地方试验。
一、黔中回响：对李端棻学制思想的早期实践
李端棻于1896年呈递的《请推广学校折》，标志着晚清教育变革制度层面的重构。其设计的“一经五纬”三级学制框架，纵向建立州县小学堂、省府中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贯通体系，以克服科举制下教育资源的碎片化，形成“循序而进，贯串通彻”的人才链；横向强调“通专并重”。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因其与梁启超、康有为的密切交往，早在奏折上呈前便通过信函洞悉其核心内容，其在日记中感慨：“得卓如（梁启超）书，言李苾园（李端棻）拟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设中学于省，小学于县，此实育才之本也”，显示出对李端棻构建的京师蓝图的接纳和实践意愿。
严修以渐进方式在传统教育框架内引入西学元素。1895年，他在考试中首次加入算学，试题涵盖田亩测算、粮赋核算等实用内容，使贵州成为全国最早将西学内容正式纳入科举体系的省份。更为系统的改革体现在贵阳学古书院的转型上。1897年，严修将其改造为经世学堂，构建了结构化的课程体系。其分为固本、致用两类。这一课程结构相较京师大学堂设计更强调实用算术，语言学习则简化为单语（英语），体现了对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的务实考量。
鉴于贵州财政困窘与资源匮乏，严修创新性地构建了知识普惠网络。他创造性地落实李端棻“仪器院”构想，在经世学堂建立实验器材室，并开创性地允许地方学馆租借地球仪、显微镜等设备。这使得遵义、兴义等偏远地区的学子首次接触实证科学仪器，突破了地理与经济条件对西学传播的限制。
二、经世学堂：教育思想的贵州实践场
严修在贵州的教育革新体现在省级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与西学教材的普及。他认识到科举取士制度是传统教育的核心，需要触及根本才能引入新式教育。严修认为新式教育的推广面临教材匮乏这一普遍瓶颈。他充分利用学政职权，推动贵州官书局承担起一项具有深远“普惠意义”的使命：系统刊刻发行新式教科书。一方面，官书局刊印体现了这些西学书籍官方背书的权威性，提升了其在保守的士绅阶层中的接受度，减少了传播阻力；另一方面，相较于从沿海购置昂贵的原版或石印本，本地刊刻极大降低了书籍成本，使得贵州学子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取西学知识。
经世学堂的实践历程并非坦途，其遭遇的生源困境与来自地方士绅的顽固阻力，使得严修进行反思，形成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办学理念。经世学堂遭遇了招生异常困难的窘境，传统士子多对新学有所疑虑。这一困境体现了新式教育仅靠经世学堂难以扎根的问题。为破解生源难题，严修尝试指令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及学官承担起劝导本地优秀生员入学、负责选送的责任。这种做法虽然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系统化的制度架构，但已蕴含了后世“劝学所”制度的核心理念，即认识到普及新教育不能仅靠上层命令或个别精英学堂的示范，必须建立深入民间的专门劝导机构，负责宣传新学价值、动员适龄子弟入学、调查地方学情、筹措必要经费等。
三、南开体系：教育思想升华与京师学脉反哺
严修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经历了从地方实践到国家制度、从区域探索到学脉辐射的深刻转化。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于其在天津的思想深化，其通过南开体系产生的超越地域的深远影响，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
严修深知人才是教育之本。他以其出色的识人能力和在学界政界的崇高威望，充当南开师生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桥梁。化学家杨石先是典型案例，杨石先留学归国后任教南开大学化学系，表现出色。严修积极向北京大学举荐。1929年，在严修的力荐下，杨石先转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后长期担任系主任，成为北大化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杨石先并非个例，在南开成长起来的一批杰出师生，如梅贻琦、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等，在严修、张伯苓的鼓励和支持下，大量进入北大、清华等国立顶尖学府任教或担任要职。这种从地方向中心进行的高质量、规模化的师资输送，极大地增强了京师的教学科研力量。
